吴建平:捍卫司法公正的实践者

倪德奎案轰动全国


2008年10月7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就倪德奎贪污受贿案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次年3月2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下达了【2008】北刑重字第4号判决书,对辩护人吴建平等所提出的被告人倪德奎犯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判决被告人倪德奎无罪。


此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倪德奎依法获得了国家赔偿。至此,这起轰动全国,让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显得十分“为难”的“反腐败大案”宣告结束。


在如今看来,这起十分“荒唐”的案件却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段不可避免的“弯道”,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一段曲折历史的真实写照。


回忆起这起案件,倪德奎深有感触。1990年前后,由于国家看到了市场经济带给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国资委数次下达指示,要求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为了响应政府号召,积极进行国企改制,原任河北省旅游集团董事长的倪德奎与企业中的一些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冲突,就一些具体意见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导致这些干部不满并向有关部门告状。2004年10月河北省纪委对倪德奎采取“双规”措施,随后案件被移送高碑店检察机关。


在关押期间,高碑店检察院不允许倪德奎依法合理约见律师,直到2005年下半年,倪德奎的弟弟通过原唐山市常务副市长王某的先容吴建平律师才和倪德奎见了第一次面。据倪德奎回忆,吴建平律师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英俊、干练,说话干净利落,让人有深深地可信赖感。经过短暂的交流后,吴建平发现倪德奎在近一年的关押期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而他由于刑讯逼供所承认的涉案金额高达800多万的30多起贪污受贿事实也大都子虚乌有、不尽不实。


翌日,吴建平依法对当事人倪德奎身上所受多处电伤以及由于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例如灌芥末油,跪墩布棒等留下的伤痕进行了拍照、录像取证。


2006年1月,经过吴建平和倪德奎的亲属多次反映本案存在的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高碑店人民检察院整体回避本案,倪德奎案件移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管辖。


2006年3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公诉,指控倪德奎犯有受贿、贪污两项罪,涉及两起事实,涉案金额为8万元人民币。


同年6月,倪德奎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为由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新审判。


2007年元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本案,翻版原一审判决书作出重审判决,仍然认定公诉机关提出的倪德奎贪污3万元和受贿5万元的指控成立,判处倪德奎有期徒刑7年。


同年12月,经倪德奎再次上诉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判,发回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重审。


2008年2月,倪德奎取保候审。


2009年3月,倪德奎才最终被依法判决无罪。


2013年12月,倪德奎依法获得了国家赔偿。


在这起曲折复杂的案件中,吴建平敢作敢为、不畏权贵,为了捍卫司法的公平正义历时四个年头对当事人倪德奎不离不弃,体现了一位法律人的骨气,为今后的青年律师树立了榜样。同时,这起案件中多次涉及刑讯逼供、司法腐败等多方面问题,案件曝光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地舆论反响,轰动了全国。


敢作敢为的法律维护者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内,刑讯逼供往往是由于司法腐败导致的,而在倪德奎案中,这种现象体现的尤为严重。在吴建平正式介入该案的调查审理之后,他本人多次受到各方威胁,同时在调查取证环节也面临着来自不同层面的顽固阻力,这让当时的吴建平十分苦恼。


但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守护司法公平正义,他不惧艰辛,无畏权贵,始终奔走在调查取证的第一线。据公诉人控告,倪德奎曾在1992年9月为河北宾馆认购80万股长岭股票。在以单位名义支付中介费后,从中抽取3万元占为己有。


吴建平在得知之一情况后,马上前去西安找到了涉案当事人秦某核实该事件经过,但秦某因为受到来自高层的压力拒不接受吴建平的调查,经过其诸多劝说并保证秦某个人安全的前提下,秦某才将该案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吐露。原来,倪德奎从来没有收取过任何非法资金,公诉方所提出的事实与原事实根本不符。此外,公诉方还声称倪德奎收受美籍华人刘某高额礼品,经过吴建平调查核实,倪德奎确实收过这些礼品,但同时倪德奎也回赠了司某(化名)等额的礼品,这在法律上不构成受贿罪,属于正常人情往来。


据先容,在公诉方控告的30多起贪污受贿事实中,例如上述与原事实不符或证据明显不足亦或证据造假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吴建平为了将这些事实厘清,调查取证,他针对每一件公诉方所谓的倪德奎自己承认的“事实”都做了充分详细的调查取证,为了取得最真实的证据,他深入乡村,踏过最泥泞的道路,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去说服涉案证人说出事实真相。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不愿屈服,只因他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是一名法律人,我的责任就是捍卫司法的公平正义,厘清事实真相,为当事人负责,对法律负责。”他说。


即便面对司法体系内部的压力,吴建平也毫无畏惧。据了解,该案在一次庭辩过程中,法官曾数次打断吴建平的正常发言并在证人没有说完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非法要求证人离开法庭,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建平依然巧妙地利用用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进行控告,敢作敢为、不惧权贵的他让当事人倪德奎和全国律师协会首届办公室主任郭阳赞叹不已。


倪德奎说,是吴建平让自己能够坚持到审判结束。而他身上实事求是,按事实说话的态度则给了倪德奎极大的震撼。“可以说,我的冤屈最后得以澄清,很大程度是因为吴律师的坚持,他不畏强权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能够在看守所里依法进行不懈地控告。”倪德奎如是说。


郭阳则表示,吴建平在此案中,主要有三方面值得青年律师学习并为后来的法律工编辑树立了榜样。


第一,吴建平的法律功底很好。他介入该案之后,该案从近800万的涉案数字逐步减少,在错综复杂的材料之中更够剥离出与案件真相不相符的证据,能够讲求公平公正的法律事实,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专业性和法律功底。


第二,能够运用一切在法律范围内的手段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有党政机关的非法干预,这起案件如果按平时的方式处理是肯定行不通的,在此情况下,他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冒着一定的被人威胁的风险去调查取证,这本身就体现了他身上的责任感和智慧。


第三,能够本着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公平正义负责的态度,不畏强权的坚持一个案件四个年头,这正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法律人的骨气。


一场坚持了四年的司法“持久战”


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片枯叶能显现肃杀的清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大家能够察觉到,当年这起持续了四个年头的司法“持久战”有其特殊的时代性,它对大家全面认识自建国以来我国走过的一条不平凡的法治化建设之路,有着特殊的意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法治化建设走过了近40个年头,在这其中,有辉煌也有曲折。而倪德奎案就是这其中一例典型的由司法腐败引起的冤案,这起案件中有正与邪的较量,有权力和公平的对垒,但是无论如何,在倪德奎身上至今抹不去的伤痕,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和未来。总体来说,这起案件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这起案件有其本身的复杂性。首先,这是一起对改革开放中国有资产改革先锋的迫害案,其次,这起案件经过了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宣判,发回重审,再上诉,宣判,再发回重审的反复审理过程,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四位检察长批示,最高人民法院两次下文过问,法院才最终判定无罪。这样的案件审理过程自建国以来鲜有所闻。


第二,我国时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司法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严密关注的焦点问题,极大影响了判决公信力及纠纷的有效解决。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严肃指出,“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并对司法腐败遏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定》提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也应及时出台司法说明及规范性文件,积极应对各自职权领域内的司法腐败现象。


而这起案件正是涉及了党政机关司法腐败的大案要案。这其中有很多党政机关干部,比如高碑店检察院等一系列领导牵扯进了这起案件之中,可以说这起案件正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触碰到深水区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第三,这起案件是一起严重的刑讯逼供案件,刑讯逼供是一种古老、野蛮、不人道的侦查手段,我国法律对此亦是明令禁止的。所谓刑讯逼供,是指侦查人员通过肉刑和变相肉刑的审讯方式,逼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正是由于刑讯逼供的长期存在,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社会公众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危害和负担,进而强化了当前社会上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阻碍了我国的法治化建设进程。可见,消除刑讯逼供势在必行。


而在这起案件中执法部门对当事人的严刑逼供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现代法治化环境不断进步,全社会都在讲求法律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背景下,这样的案子是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的。


同时,这起案件也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司法制度改革和法治化进程的真实情况,不得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大大总书记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之后,法治化环境有了极大地提高,让每一个案子都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但知耻近乎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我国人民应该从这起案件中汲取到教训。不得不说,这起案件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推动了我国的法治化建设进程,而吴建平在其中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青年律师树立了标杆,是诸多法律从业者学习的目标和榜样。


律师的权利主体地位需受重视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我国的律师行业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律师从业者从最初的200余人扩展到了30余万人,在律所的数量、规模、业务类型、组织形式等多方面都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可以说,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律师行业也在快速地发展壮大。但在律师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突出的矛盾也在不断地浮现于世人面前。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律师的权利主体地位始终得不到国家的重视和保障,一些律师应有的权利被无视甚至被肆意侵犯。吴建平认为,为了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刑辩律师应该享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


在我国是否应当赋予刑辩律师豁免权,学术界、律师界、司法界和立法界在《律师法》和新《刑法》起草过程中都早已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刑辩律师豁免权。随着刑辩律师因办理案件而遭无端拘留、逮捕甚至判刑的案件直线上升,以及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的逐年下降,究竟要不要赋予刑辩律师豁免权再次成为立法与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吴建平先容,所谓的刑辩律师豁免权就是律师在行使自己职权之时,应该受到现有法律框架内的保护,即使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也不应当被纳为犯罪的范围之内,而应该由律师行业进行严肃处理。


吴建平认为律师应该更多的争取自己的主体权利。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争取自己职业的合法权利是更有利于促进法律向公平正义方面前进,更好地推动我国法治化建设发展和进步的有力保障。


他认为律师这种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体现在法律赋予了律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利,这在别的岗位上是没有的。所以只有在承认律师权利主体地位、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作为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才能更有自信地去履行自己的这种职责。“有安全感才能尽职责。”吴建平说。


同时,他也认为,律师有其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吴建平表示,“律师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确确实实的到了规定的地方进行了合理合法的取证,至于取证取到的内容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事实,符合与其他的证据相互证明,这一点不是律师能够完全保证的,那是要拿到法庭上进行斟酌的事情。”


此外,吴建平早在十年前就大力提倡并呼吁普及“诉辩交易”。“诉辩交易”即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双方交易,一边以认罪为代价,一边以降低刑罚处罚为保证在双方都认同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他认为在某些时候,这对于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但一定是权衡方方面面的权益后最佳的处理办法,同时这样也能节约很多司法成本,有利于法治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据悉,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律师制度改革或将步入深化期。长期以来,有关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执业行为规范等议题被视为律师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相关法学专家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律师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扶正”律师地位,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厘清律师在公法上的权责问题,既赋予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同等的法治主体地位,也应承担其作为特殊法治机构而对应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可以预见,在未来律师的权利主体地位将随着国家律师制度改革的深化越来越明确,社会各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将越来越重视律师的权利主体地位,律师行业将会步入一个崭新的明天。”吴建平乐观地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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